作者：姚家怡
来源：全现在（ID：quanxianzaiAPP）
2020年12月29日，广东东莞市东城区桑园工业区，侯国安摸着墙壁，一字一顿地念着：“万士达液晶显示器有限公司。”公司名字原本是几个贴在墙面上的蓝色大字，如今被摘掉了。透过遗留在白色瓷砖墙面上的锈迹，侯国安把它们辨认了出来。
接着，他后退几步，拿出手机，对着“空荡荡”的墙拍了起来。他判断，再过段时间，这些痕迹可能也看不见了。
▲侯国安站在他曾经工作过的工厂前，这家工厂现已分拆出租，原来厂门的名字也被拆下
两年半前，侯国安在相同的位置拍下了万士达工厂的视频。此后，他逐渐成为了一个专拍东莞工厂短视频的播主，并为此在抖音上开设了一个频道，命名为“主拍东莞打工生活~户外直播看东莞”，用来记录城市流动打工和生活故事。截至目前，他的抖音频道发布过785条短视频，关注量超过25万人。
这些短视频一般控制在10秒内——长了的话，从“推荐”进来的人没看完就划过了。“完看率”低，平台就不会推荐，这是他悟出的经验。近期更新的视频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拍工厂厂房，另一类是打工者寻人。一些播放量达20万，评论有好几百条的工厂视频，只是用镜头在工厂门口从左到右摇了一遍，再配上二三十字的解说。
这些十秒钟的厂房视频如同密码，只有曾在东莞谋生的外来工，才能共享其中的意义。
01
成为播主
侯国安本身也是外来工，广西百色市隆林县人。
他家的村子靠近贵州，是山区，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贫困县里的贫困村。初中还没毕业，侯国安辍学，起初在家乡的沙石场工作。2011年，他到了广东，成了车间装配工。说着，他演示起做零配件的动作——耸着肩，两手像螃蟹钳子一样举起，来回地把零件放入、取出，一天能做一万个配件。
侯国安个头不高，脸晒得很黑，额头和眼角也长出了好些皱纹，出生于1990年的他常被朋友笑称像70后。相比一年前，他胖了不少，脸变圆了，还有了双下巴。侯国安说这是虚胖，而且是玩抖音后，常常熬夜的结果。
早在几年前，就有工友邀请侯国安一起录短视频，他觉得那不是“正经事”，拒绝了。2018年，他觉得自己该干“正经事”时，又想到了短视频——他打算录普法视频，讲讲劳动权益相关的法律知识。这之前，他的左手手指在工作时被机器压去一小块肉。他自学法律，追回了一些社保金，后来又到公益组织做志愿者，帮助其他工人。
但普法视频并不讨喜，每条都只有二十多人观看。此时，刚好侯国安的一个朋友也在拍短视频，偶然拍得的东莞南城汽车站视频反响很好。于是，两人结伴去拍老车站。
“在这里，把我的女朋友送走了”“就是在这对面的店里被骗了”，评论区里，网友讲起了他们有关车站的记忆。“有从这里（车站）进入这个城市，有从这里离开，所以（视频）拍了发出来之后，底下的评论特别多讲他怎么来或者怎么走的。”侯国安告诉全现在。
被视频吸引的，多是现已离开东莞的外来工，比如湖南人王永根。他直言对东莞印象不算好，但看到长安车站的视频时，心里“颤抖了一下”——那是他在东莞搭车必经的站点，也在那送过心仪的女同学。两年前，王永根关注到侯国安的频道，看到一个工业园区的视频，正好与他在东莞工作时的住处很近。接着，他一口气刷完了整个频道的一百多条短视频。
在王永根看来，没有在这个城市的经历，理解不了这些短视频的意义。
侯国安注意到，车站视频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勾起了外来工的回忆。不过，车站数量有限，不可能一直拍车站，他于是想到，似乎拍旧工厂也可行，毕竟很多人在工厂上过班。
侯国安的工厂视频中，第一条拍的是万士达工厂，它自1995年开始运营，高峰时有上万名员工，主要生产显示屏。在iPhone4的时代，它还是苹果公司主要的代工厂，可是代工技术没能跟上后续几代手机的发展，连续三年亏损，最终在2014年12月停工停产。至今，厂房附近的公交站仍以“万士达”命名。
2015年，侯国安到东莞打工的第一站，就是万士达旁边的玩具厂，而他住在紧邻的城中村。
彼时刚刚关停的万士达厂房，并无大改变，只是再无工人进出。厂门对面那排用铁皮搭成的商铺，关门的越来越多，最后整排商铺都被铲走。
“从它慢慢地没有人去打理，到生锈，周边的草越长越高，怎么说呢，还是有一些感触。”三年后的2018年9月，侯国安回到万士达拍短视频时，原本用作装饰的绿化带植物已经长到他的胸口。地面正在施工，一堆堆的砖块和泥土把厂房围住，生锈的钢筋成捆地搁在路边。
这段视频拍得不够清晰，镜头上下抖动，侯国安给它配上了一首汪峰的《青春》。
评论区，有人提到了其他的工厂名，有人向播主打听某某厂还在不在。此后，“某某厂还在不在”成了侯国安每天要回答的问题，他也循着评论区留下的厂名，拍下越来越多的工厂视频，抖音频道的主题逐渐变成“打工生活和旧记忆”。
到2018年年末，他的抖音粉丝已经累积到8万人。
02
消失的工厂
“您已偏离路线，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请确认行进方向，向东北方向出发，50米后左转。”这是导航发出的提示声。
侯国安不习惯用南北来区分方向，他扭动手机，试图搞明白导航指针的方向。他的目的地“全友家具厂”，是一个在地图上已经不存在的工厂。拍工厂视频火了之后，开始有人给侯国安刷礼物做车费，请他去拍曾经工作过的厂房。这种邀约一个月大约有两次，车费几十元到百元不等。
这次请他拍摄的网友是重庆人，曾经在全友家具厂工作。2017年工厂撤离东莞，他也回到了家乡。他想让侯国安去拍下工厂的现状，但能提供的线索只有四条：在南阁工业区里；过了一座桥的左边；保安亭在大门右侧；斜对面有超市。同时，他还在地图上画了一个红圈。
侯国安只能把地图定位到南阁工业区——这个地方距离他家超过32公里，需要转一次公交车。为节省开销，他平时只搭公交或步行，最远时，他转了四趟公交，一程便花掉四个小时。
▲正在拍摄视频的侯国安
到南阁工业区，他用去两个小时，下车后才发现，工业区太大，下车位置距离工厂可能的定位还有将近两公里。顺着网友的线索，侯国安把定位改到了附近的一座桥，开始往回走，然而桥正在施工，附近只有一片绿地和废墟。
12月底的东莞，阳光猛烈，正午气温还有25度，施工桥梁的周边不时有尘土扬起。侯国安拿着手机，反复对比网友发来的示意地图，绕到了另一侧，又走了一阵，总算找到网友口中的超市。
此时距离下车，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
照着附近工厂工人的说法，侯国安终于找到了全友家具厂，它的厂房还在，现由另一家工厂使用。他站在厂房前，双手拿起手机，举到与视线平行处，抿着嘴，上半身转了个半圆——这是侯国安拍视频的“标准姿势”。随后，他又找了两三个位置来拍，全程不过10分钟。
当日另一个委托的拍摄点也不顺利。那是一家造纸厂，原址在东莞厚街镇最繁荣的区域，旁边是万达广场和29层高的商务公寓。导航的目的地已经成了一个工地，根据规划，七个月后，这里将变成商务公寓楼。
这种情况侯国安常会遇到。不再经营的工厂消失在地图上，工人的记忆也模糊了，他只能靠着一点点线索拼凑。而工厂搬迁或倒闭后，厂房被拆除也是常有的事，只能抱着“抢救”的心态去拍。公交车路过的一家“工厂”，就是他两三个月前拍过的。现在，它已经被推平，两台挖土机正在作业。
总算拍到一个网友要找的全友家具厂，侯国安松了一口气——收了路费后，他总担心拍不到。但他对这天的拍摄成果不满意，因为拍得太少了。现在他在一家做工人服务的公益组织打工，每周休息两天，休息时间几乎都全用在拍视频上：他需要拍到足够多的视频，好在接下来的一周里陆续更新。
03
青春没了，东莞也没了
这些工厂视频本身没有故事，也几乎看不到人。
多数工厂无法进入，侯国安也怕惹麻烦，只会用手机在厂门扫一圈，在厂名或路名处做些特效。它们有的还在经营，有的是日渐生锈的空厂房，还有的正在动工拆迁。
但是，关注侯国安的人却能从视频中看到“故事”。据他推测，粉丝主要集中在80后，他们在2000年前后到东莞，在这里停留了三四年至十年——那是东莞工业的高光时刻，被称为“世界工厂”；同时也是这些打工者的青春时刻，他们大多在离开时还未到25岁。
侯国安觉得，枯燥的厂房视频就像一个提示，在这里生活过的人，见到提示就自然想到以前的片段。有时甚至不用拍到具体某家工厂或某条街道，只要出现了像“厚街”这种地名，就足够了。
这些“故事”都补充在评论区里：暂住证、介绍费、公共电话、电台节目、溜冰场等等都成了外来工怀旧的关键词，他们还总会在评论区里找到曾经的工友。
“看到那条路，厂房一排一排，就想当年自己在那个地方，一幕幕全部都给涌出来……视频最多就十几二十秒，我感觉在东莞的经历，是在家里一辈子都经历不到的。”河南网友柠希是侯国安抖音视频的关注者。她到东莞时只有16岁，起初在工厂里打过工，后来在网吧、超市里做收银员。
刘方平也有类似感受。1997年时，他初中肄业到东莞的工厂里干了超过十年，一刷到东莞工厂的短视频，便满脑子都是回忆。2002年，刘方平进了一家有名气的大型玩具厂，月薪只有600元，进厂介绍费却要1000元。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出去玩都要把工牌挂在胸前，“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哪个厂”。
在招工最好的时期，想进大工厂的工人还要付介绍费，但短短几年后，刘方平工作的“大厂”便反了过来——老员工介绍新人进厂能得200元奖金。如今这家工厂已经关门，只剩下空厂房。
▲2020年年底，在东莞工业区周边的招工告示
据侯国安透露，如今年轻工人都爱去广州和深圳，因为那边的工厂能给更高的工资。而在东莞，一些2008年前后还有上万工人的厂子，有好些已经关门，或者变成1000人不到的小工厂。随着衰退的，还有由工厂衍生的产业——在万士达工厂旁边的城中村，房租比五年前低了近百元。至于工人从前爱去的厚街镇赤岭娱乐公园，以前里面有溜冰场，周围开了很多美甲店、小吃店，2008年前后，铺租已经高达5000元，现在却冷冷清清，大多数铺位都空着。
东莞市统计局近五年的数据显示，全市的非户籍人口数一直在下降，同时，加工出口量也呈下降趋势。在产量上，东莞曾经闻名的家具、服装类产业，其产量呈负增长。2019年的统计显示，鞋的生产增长量是负14.8%，家具是负18.3%。数据的变化，与产业转型有关，早在2005年前后，东莞市政府就提出要进行产业升级和淘汰，加大高新技术研发，高耗能和耗劳力的产业则要淘汰。2008年时，广东省也提出要把珠三角的低端制造业转移到欠发达地区，“腾笼换鸟”。
昔日密集的工厂，还留存在公交站牌里。TIT厂、河田第二工业区、琪胜鞋厂，这些都是公交站名。两年多的街拍，侯国安也熟悉了东莞工厂的状况，在公交车上，他对沿途工厂的生产状况如数家珍——前面有个家具厂，里面建筑都是欧式的，挺漂亮；这个鞋厂是老厂了，很多网友都说在那里做过。这些介绍后面总跟着一句，“现在人少了很多”。
对于工人来说，工厂是倒闭还是外迁并没有差异。他们只在意，它还在不在东莞。
“已经静悄悄了，这是东莞最大的变化。”刘方平2009年离开东莞后，到了深圳开集装箱货车，至今还在跑珠三角的货运，他明显感受到，东莞工厂的出货量在减少。
柠希在2007年离开东莞后，回老家结婚生子，现在经营着一家餐馆，手下有十几名员工，一直抽不出时间再回东莞看看。看着侯国安的视频，她觉得手机里的东莞，和她记忆中的如同两个世界，“那个时候比较繁华，车水马龙的，现在感觉那边像一个死城，心里面很难受。”
青春，是柠希们经常提到的词。在他们看来，那段日子常常加班，娱乐匮乏，可是与当下的中年生活相比，那段日子反而是轻松的。
刘方平记得在工厂草坪聊天的日子，买上五毛钱一堆的瓜子、一块五的炒米粉。曾在东莞制衣厂上班的刘少新，之前请过侯国安拍摄他工作过的厂房，他说侯播主让他重温青春过往。那时，工人们的娱乐就是听广播电台，人手一台小收音机，放在口袋里听，刘少新至今还记得节目“夜空不寂寞”的主持人名叫胡晓梅。
如今，刘少新在江西老家当上了老板，经营着一家宾馆。他还惦记着找回一个女工友，想知道她的近况，“当时很模糊，也没有刻意谈恋爱。反正在一起，她比较关心我，我也比较关心她。”
2009年，刘少新离开东莞，不久，女工友也走了，两人就此断了联系。四年前，刘少新开始找对方，向和她同乡的工友打听，还在网上搜她的名字，他用“神神叨叨”来描述这个行为。
在侯国安的抖音频道里，有一部分视频是在“寻人”。
最初，侯国安是拒绝发寻人视频的，但看多了网友发来的老照片，他被打动了，“（视频）不只是找人，这种老照片很有年代感，也很有纪念意义，能够体现一个时代的群体的生活状况。”
他会用视频配上寻人者的老照片、工作年份，有的人连照片都没存，侯国安只能用工厂和街区的画面来配寻人启事。刘方平用自己以前的工作照发过一则寻人，已经找回了28个同期工友，组建了一个微信群。老工友们聊得很投机，“以前的朋友才是真朋友”。
04
流动
“在很多人眼里，工人流动是很普遍的事情。即便做了十多年，工厂一搬迁或者倒闭，你都得走。但是他在这里付出了那么多时间，经历了很多故事，离开的那一刻，还是会有舍不得。”侯国安认为，外来工到城里时，总是带着很多美好的幻想，例如想要买个车、当个小老板，只是现实不允许，很多人只能一直漂泊。比如他自己，辗转在深圳、东莞、回乡之间，一直在流动。
2000年，湖南人罗辉初中毕业后到东莞道滘一家玩具厂做喷漆工。在东莞的十年，他在四五个镇的玩具厂工作过，从普工做到了最年轻的组长。刚工作的几年，每天要加班至凌晨1点左右。可是到2010年时，玩具厂的订单量已经低到不需加班。罗辉辞职到了广州的一家汽配厂工作，他离开不到一年，玩具厂就倒闭了。
“别的城市都叫外来工做打工仔、农民工，东莞很早就称这些人做‘新莞人’。”罗辉对东莞感情很深。这些年，他买了车，有空总会去东莞看看，在抖音上，他也关注了包括侯国安在内的几个东莞播主，常看他们拍的东莞视频。
如果可以选择，侯国安还是更喜欢留在老家。他曾两次返乡务农，却都以失败告终，农产品价格不稳定，且收益微薄，不足以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关于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侯国安也没有具体计划。他和妻子住着月租300元的开间，面积不到20平米。因为“经济不允许”，两个年幼的女儿只能留在老家，似乎也没有接到东莞来的可能。
侯国安觉得，这种流动是普遍的，多数人已经习以为常。
可他想把这些记下来。他一直都有“记录”的欲望，最初是用文字。2015年，他把自己打工的故事投稿给一家网站，得到生平第一笔稿费——300元。接下来的两三年，他都持续在网络论坛发布一些自己和亲人的务工故事，还得过资讯平台“尖椒部落”的征文比赛奖，奖状随着他在不同的出租屋流动。
记录的欲望源自两次死亡。一次是他的舅舅，舅舅原本在修铁路，却被骗至黑砖窑，很快病逝了；另一次是他的表哥，在云南建水电站时，被飞石击中而死。
阴差阳错的是，表哥的后事办完后，他和表弟也被亲戚带到同一个水电站工地。因为没有足够床位，他和表弟就睡在表哥的床铺上。“我们一整天面对着打死他的石壁”，侯国安说，一年后，他又像死去的舅舅那样，到山西修铁路。
侯国安意识到，这不是某几个人的经历，而是整个村子里多数人的经历。他们无声无息地死掉，生前的故事却无人知晓。
“这种故事，想把它记录下来。”侯国安说。
▲工厂关闭后，周边的商业区也变得冷清
现在拍的工厂视频并没有满足这个目标。侯国安直言，只拍厂房是很枯燥的，他更喜欢有生活气息的内容，他试过拍摄被遣散的工人离开工厂的场景，只是工作量太大，没能做成。最近，他和朋友计划着做小剧场式的视频，把收集到的工友故事演出来，例如以前排队打公共电话、上厕所还得挂上离岗证等。
05
走红之后
在街上直播和拍摄时，侯国安有时会遇见粉丝。
“你是那个拍东莞打工生活的吗？”一个身穿格子衬衫的人走过来问，随后给他买了一瓶运动饮料，并在工厂门口合照。
“我好黑啊。”粉丝离开后，侯国安看着照片说。街拍令他“变得更黑”，也令他的账号“变红”。虽然在整个抖音上，一条短视频有几千点赞和十万播放量算不上“火”，但对于拿着800元红米手机拍摄，以前只有20多个播放量的侯国安来说，已经是好成绩了。
“以前总想要火，但是火了之后，对现实生活没什么帮助。”两年来，他只接到过三条广告，广告费最高的一条来自一家货运公司，1500元发一条广告视频。也有劳务派遣公司想发招工广告，可是侯国安担心这些公司不靠谱，拒绝了，“总不能坑了工友”。
2017年开始，侯国安没有再回工厂，而是到了一家做工人服务的公益组织上班，到手工资只有4000元，比他在工厂上班的妻子还要少1000元，但他喜欢这份工作——这是他外出务工以来，做得最长的一份工作。
“就好像在帮助另一个自己。”这份工作让他获得了价值感。而对于自己的抖音频道，他的评价是“还算成功吧”——说完这句话的四小时后，他的抖音粉丝数超过了25万。
侯国安总觉得自己拍的视频“抖动”过多，好几次拍完后，他都低声喃喃，还是要有个稳定器，但他舍不得花这笔钱。800元的手机还时常内存不足，视频存量一多，便卡得微信都打不开，有时候外拍到一半就内存满了。“直播灯”则是一台手机的手电筒，他把手机夹在架子上，电筒光束照着脸，两小时直播下来，光线射得眼睛酸痛。
他一直想要一台照相机。每次看到挂着安全绳在洗刷大厦玻璃外墙的工人时，他就有拍摄冲动，可手机拍出来都是糊的。而如果要买相机，那必须下很大决心——花掉将近一个月的工资。
侯国安距离相机最近的一次，是朋友为他借来的。那时，侯国安认识了几个患有职业病的工人，他想拍他们的生活。他记得，其中有一个女工人，孩子在老家上学，丈夫据说身体也不好，可不管什么时候，她都是笑着的。侯国安好不容易借到了相机，可相机是坏的。至于那个女工，也已经去世了。
除了拍短视频，侯国安不定期还会在抖音开直播。有时，他能举着手机在户外徒步八小时，从大岭山走到石碣，在工业区里转来转去，直播间的另一头，网友热络地让他到周边的某某工厂看看。直播总让侯国安感到尴尬，他害怕没人来看，也自觉没什么可表演的才艺，说话还略有些结巴。这些直播更像是和网友在聊天，谈的不外乎是某间工厂还在不在、还有多少工人。
常驻观众通常只有二三十人，一晚可以收到七千到一万个点赞。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侯国安赚取外拍路费的方式——一次外拍，搭公交、买矿泉水、吃午饭，总得花上近三十元，要是去得远，还得住店，每一笔花费他都精打细算着。
“直播1.4小时，挣了10块8毛。”侯国安伸了个懒腰，关上照在脸上的手机电筒。此时，已经过了晚上10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