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字周读[NO.8]：名校排名秘史：教育背后的政经搏杀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又是一年高考季，千万学子即将离开家乡，开始大学生活。

学生能够享受现代这种按部就班的求学生涯，接受高等教育，其实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中国的高等教育不过一百余年历史，刚开始出现时备受质疑，发展过程又处于苦难的战乱时期，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一次次冲击着脆弱的教育系统，很难有如今的安稳日子。

考试的结果已经尘埃落定，随后的选择就成为了毕业生们关注的焦点。大学的排名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清北学生互称对方母校TOP2，距离世界一流大学只有一条马路的距离，浙大总是不知道从哪里搞出个新排名，证明自己是中国第一。

大学的排名向来不是稳定的，在激荡的环境中，高等教育的格局也发生着持续而激烈的变化。中国现在的顶级大学，没有像西方那些数百年的名校一样平稳发展的，无不在时代的激流中浮沉，甚至举校迁徙。历经磨难后，一些学校成长为如今的各大名校，也有很多曾经的名校或日渐衰落，或消散如烟。

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的地位时刻发生着变迁。随着政治局势和经济格局的变化，名校的分布也发生着变化，每个阶段都各有特色，形成了中国高等教育绵长又有趣的故事。中国高校的变迁史，就是一部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迁史。

晚清萌芽：近代教育的开端

 

1850年，美国长老会派传教士丁韪良随一个传教团踏上了刚刚打开国门不到十年的中国。他来到了《南京条约》五个通商口岸之一的宁波，开始传播主的福音。

和无数西方传教士一样，无论属于什么教派，他们的传教都不尽顺利。1855年，他和另一名传教士陆赐就曾经在去普陀岛的路上遭遇海盗。这些海盗见他们是洋人，就邀请他们一起吃了顿早餐，但仍然抢走了他们的船和所有的食物。幸运的是，这些海盗还是安排了一艘小船，将他们送到了岛上。

在浙江传教的近十年间，丁韪良过着相对平淡的生活。他惊异于东方渔人训鸟捕鱼的智慧，又感慨杭州士绅的热情好客，还去观赏过能够将鲸鱼带到岸上的钱塘江大潮。但是，这些年来，他只是个普通的传教士而已，并没有像赫德等人那样进入核心的外交圈子。

或许他虔诚的传教感动了诸神，1858年，31岁的丁韪良终于等来了自己的机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美国支持英法进犯天津，清廷被迫派钦差议和。美国作为缔约国，也参与了《天津条约》的拟定过程，“中国通”丁韪良牧师担任了美国公使列维廉的翻译。

虽然战争给清廷带来了惨痛的灾难，但这个精通汉语的美国翻译给清朝官员留下了初步的印象。在缔约过程中，清政府对西方世界和外交惯例的无知令丁韪良深感震惊，清大臣耆英甚至称清皇帝就是上帝，要求公使下跪受书。

为了传播主的福音，必须要让清朝人，特别是满清贵族知晓西方的文明和规则。抱着这样的想法，丁韪良移居北京，开始着手翻译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希望能够将西方的外交理念介绍到中国。

他翻译的《万国公法》受到了清廷权臣恭亲王奕訢的赏识，他也获得了这位对西方最友善的满清权贵的接见。恭王“十分和蔼，如同对待一个朋友，并没有表现出那种手握特权的皇家威严”，这次接见中，学识渊博又熟悉中国的丁韪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说起北大的历史，人们通常想到的是光绪帝在1898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但1902年并入大学堂的京师同文馆是北大历史最为悠久的一路支脉。京师同文馆成立于1862年，是洋务运动的一部分，最初的作用就是“同文”，培养外交和翻译人才，被称为“鬼子六”的恭亲王是它的主要推动者。

洋务运动大佬——恭亲王奕訢

与恭亲王搭上线后，丁韪良的余生都和北大联系在了一起，他1865年开始担任同文馆英文教习。1869年，在英国人赫德的推荐下，清廷任命“中规中矩、古道心肠、中文流利”的丁韪良出任同文馆总教习，执掌中国第一座、也是最大的新式学堂。

教育领域的改革总是风雨飘摇的。同文馆在初设之时仅有几门外文教习课程，优秀的教师极少愿意来教书，传教士大多是以次充好，混个薪水。

丁韪良任职总教习以后，主持增设了科学课程，学制设为八年。丁韪良负责的国际法课程，用到的是他自己翻译的《万国公法》。

恭亲王最初的想法是把同文馆办成一所精英学堂，把西方强兵的学问都学到手，学生选的都是八旗子弟和科举正途人员，这样的限制导致学生寥寥无几。当然，普通人觉得科举考试进入仕途才是最正确的选择，也没人愿意去学“洋玩意儿”。

同文馆的存在是应运而生，但训练出的学生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得到承认，甚至被斥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连学生自己也没有勇气承认师从同文馆。一些学生学了七八年的俄文，也只是能把俄文字母念出来。

同文馆培养出的佼佼者是晚清第一代职业外交官张德彝，虽然他名气没有曾纪泽那么响，但也八次出使外国，留下了二百多万字的西洋见闻录，为民众开启了一扇启蒙之窗。然而，非科举出身始终是他心中的遗憾，他晚年还在叮嘱子孙一定要走科举正道，以免被人瞧不起。

可见不当时同文馆经费如何充裕，条件如何优渥，比起科举的功名利禄始终缺乏吸引力。学生内心深处始终没有那份热情，教学效果自然差强人意。办学二三十年的同文馆，最后也没有培养出改变清朝命运的优秀学生。

1894年，已经67岁的丁韪良辞去同文馆总教习，回到美国治病。当年，甲午战争爆发，大清竟然输给了东洋小国日本，洋务运动的逻辑被证伪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不能为大清带来强盛，更深的改革开始酝酿，新式教育也迎来了风口。

1898年，光绪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推行戊戌变法，其中就包括设立京师大学堂。作为在中国教育界资历极深的洋人，丁韪良被任命为西学总教习，官至二品。作为一名基督徒，丁韪良参加了开学的祭孔典礼，并向孔子像鞠躬。虽然被其他传教士认为这是对主的亵渎，但丁韪良认为为了教育事业而表达文化认同是更重要的事情。

京师大学堂一开始命途多舛，刚设立两个月，慈溪太后发动了戊戌政变，清洗洋务派并囚禁光绪皇帝。虽然京师大学堂并未被撤销，但受到的支持必然会减少，办学相对艰难。祸不单行，义和团运动爆发了，丁韪良被迫到美国使馆躲了五十多天，随后回到美国。大学堂也在八国联军的炮火下遭受破坏，1900年停办。

两年后，京师大学堂恢复，同文馆也被并入，丁韪良再次出任总教习。但是，由于薪资问题，洋教习们与出任管学大臣的吏部尚书张百熙发生纠纷，随即被以经费紧张为由全部辞退。面对顽固而保守的清政府，已经75岁的丁韪良感到了一种无力，他终究是个外人。

虽然丁韪良的伯乐恭亲王早已辞世，但原来的洋务派重臣张之洞仍是湖广总督，他邀请丁韪良到武汉创办一所大学，但尚未成事张之洞就已调任两江总督，大学的事情也被搁置。至此，执掌中国最大新式学校——京师同文馆长达三十年的丁韪良，离开了中国的教育事业。

丁韪良的晚年仍然在中国度过，但已经很少参与社会活动。1916年，89岁的丁韪良因肺炎在北京辞世，与妻子合葬在西直门外的外国人公墓。如今，这里已经是北京最繁华的地段之一，再也找不到这位传教士的一点痕迹，但他奉献了大半生的北大，依然伫立在庄严的首都。

没有了丁韪良，京师大学堂并未因此衰败，俨然是晚清为数不多的闪光点。吴汝纶和辜鸿铭任正副总教习，严复和林纾分任大学堂译书局总办和副总办。清廷垂死挣扎的“新政”，绝大多数已然消散如烟，但京师大学堂始终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

晚清的短短数十年中，中国的新式教育刚刚起步，为数不多的新式学校集中在政治中心和富庶地区，北京的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是当之无愧的顶级学府。此外，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在上海兴办的圣约翰大学也是当时中国最好的新式学校之一。

那个时代里，新式教育还不是主流，科举尚未废除，学生进入这些奇怪的学校学习，自身的前途没有任何保证，所以新式学堂多由政府或教会兴办，主导力量决定了这些学校的空间分布和实力排名。

武昌的一声枪响，终结了两百多年的清王朝。民国伊始，围绕着迁都与否，各方势力展开了光与影相交的较量，但所有人都知道，北京已经不再是这个国家唯一的中心。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中国高等教育的命运如一叶扁舟，在历史的洪流中漫漫漂泊。

民国风流：国立大学的春天

 

随着清政府的倒台，中国进入了军阀互相攻伐的混乱时期。这段时期，国内的政局非常不稳定，但伴随着王朝的更替和思想的解放，对教育的重视渐渐深入人心。科举消失后，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般诞生。

19世纪20年代初，广东是革命党人的大本营，孙中山先生在广东地区建党革命，这里也诞生了两座著名的学府——黄埔军校和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的首任校长是国民党元老邹鲁，这位曾组织广州起义的老革命者将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广东法科大学合并，在全体师生会议上宣布筹建国立广东大学。这所大学对革命政权意义重大，孙中山甚至亲自为之筹措资金。

中山先生仙逝后，这所学校也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是广东国民政府的最高学府。郭沫若任文科学长，郁达夫任英国文学系主任，鲁迅先生后也到中大的中文系任教。虽然中山大学的光芒被日后的其他名校掩盖，但这段短暂的时间里，它的地位是无可比拟的。

黄埔军校是中山先生创办的另一所学校，与国立广东大学同年设立。中山先生创办这所学校的构想，最初产生于1921年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会面中。他希望以这所学校的学生为骨干，建立革命军。

虽然程潜是黄埔的校长，但他事务繁忙，后又任第六军军长，对学校的影响终归有限。相反，副校长蒋介石看到了黄埔军校的潜力，在上面投入了大量精力，领导学生多次执行任务，还担任黄埔学生编成的第一军的军长，在黄埔的学生中赢得了威望，这些威望也成为了他重要的政治资本。

革命的浪潮中，广州成为了中国漫漫长夜中最闪亮的那颗星，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也随着广州的繁荣而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希望。但是，广州的革命之火并没有燃烧多久，寒流就再次席卷这篇东方的土地，也让两所学校蒙上了阴影。

北伐战争后，蒋介石发动政变，在南京建立了独裁政府，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势力。这个时候，广州再也没什么革命可言，也不再是青年们的神往之处。

国立中山大学虽然仍是最好的大学之一，但脱离了政治经济中心，已经很难成为最强。黄埔军校更是在国民党血腥政治斗争的夹缝中生存，第七期学生毕业后停办，让位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此时，新的花朵正在国民党满是鲜血的统治中逐渐酝酿。

蒋介石取得政权后，将首都定在南京，本就富庶的江浙之地一改百年以来政治上的劣势，成为中国绝对的中心区域。天下初定，国民政府开始在教育领域施展拳脚，教育部开始着手管理和发展一批国立大学。

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在这个时间点成为了国立大学，而围绕这些大学的斗争竟以“改名”这种荒谬的形式表现出来。

中山先生去世后，国民政府开展了北伐，攻克浙江和江苏后，开始将当地的高校合并。在浙江，国民政府以浙江高等学校为基础，建立了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在江苏，国民政府又以国立东南大学为骨干，吸收八所江苏、上海的大学，组成了国立第四中山大学。

虽然中山先生的功绩值得中国人民纪念，但所有大学都以“中山”命名显然过了点。除了江浙外，武昌的国立第二中山大学、河南的国立第五中山大学也以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非常容易混淆，于是这些学校逐一改名。

原名国立东南大学的南大在这次改名中闹出了一起不大不小的风波。本来，国民政府打算将第三中山大学改名为国立江苏大学，但由原来的“东南”变为“江苏”，地位反而降低了，这让师生们非常不满，学校罢课三天。最后，大学委员会决定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至少在名义上确立了第一学府的地位，这一地位在今后又逐步变为了现实。

蒋介石统治确立到全面抗战爆发的十年间，民国的高等教育终于获得了短暂的平稳发展的时光。在这十年间，中央、北京、清华、浙江、武汉五大国立大学辉煌一时，三所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区，一所位于长江中游，一所位于旧都北京，都是国民政府统治下的核心区域，政治经济的重要性非常显著。世外桃源终究只是个梦，最繁华的都市、最便利的生活和最丰富的机会才能吸引到最优秀的教师和学生。

民国的教育界，教会是另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教会势力为了在中国传播信仰，乃至培养潜在的神职人员，开设了大量新式学校。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大学的代表，它是在中国办学时间最长的教会大学，在当时也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

早期，圣约翰大学称为圣约翰书院，由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于1879年创办。在科举尚存、新式教育仍未普及的条件下，圣约翰书院甚至以免除学杂费、提供免费住宿等条件吸引学生，设西学、国学和神学三门课程。

圣约大学称为东方哈佛，有文、理、医、工、神、农六大院系。其中，人文学科在当时的中国是相对罕见的纯西式，其培养的一批人才成为辛亥革命后国家的中坚。顾维钧、宋子文、林语堂、荣毅仁等，都是圣约翰大学的校友。

教会学校的另一个好处是安定。自新式教育出现的那一刻开始，华夏大地的战乱就几乎没有一天完全停止。虽然国内的各路势力横行不法，但他们还没有勇气找英美麻烦，所以对教会相关的机构也只能敬而远之，教会学校的发展过程相对安稳，也不会受到太多政治风波的影响。

短暂的黄金时代中，国立、教会、私立大学百花齐放，高等教育虽不普及，但已初具雏形。东南沿海、长江流域和平津地区，巍巍学府文章焕，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然而，随着空前的战火席卷这片古老的土地，让中国大学的格局骤然崩塌，也成就了西南联大的辉煌。

战时岁月：西南山区的星星之火

 

1935年5月，国立中央大学的校长罗家伦从成都返回南京，他刚在成都见到了蒋介石。他回校参加了学生的毕业典礼后，就是让总务处赶制大批木箱。面对校长的奇怪举动，众人十分不理解，但罗家伦只是叹了口气，说以后只怕要派上大用场。

此时，蒋介石正忙于剿共，他调集了各路军阀围剿红军主力，但在贵州，他借机吞并了积极剿共的贵州王王家烈，地方军阀看在眼里，此后都不愿意再出力，于是委员长只好四处督战，这才到了四川，指挥中央军围堵。可是，红军仍突破了国民政府的封锁，遁入了茫茫黄土，而长城外，日本人早已蠢蠢欲动。

此刻，即使是蒋介石，也知道日本的胃口巨大，罗家伦更是在1933年的演讲中就提出1935年到1940年之间，中日必有一战。考察过重庆后，他认为这是一个可守之处，又有长江水道与南京相连，是理想的搬迁目的地。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仅仅二十天后，日军就占领了天津，随后就将南开大学彻底摧毁，南开“大部房屋,悉成灰烬”。这是日本有意为之，他们妄图通过摧毁中国的教育彻底打垮中华民族。

8月，罗家伦便通知还在放暑假的学生返回，举校西迁重庆，那几百口箱子此时派上了用场。从图书仪器、标本飞机，到引进的牲畜，全部由水路经汉口运往重庆。为了接农学院的奶牛上船，俘获的日贞丸号甚至险些命丧日军空袭，到晚上才成功起航。

北方的大学当然也没有束手待毙，但远没有中央大学这样从容，日军锋芒正盛，师生们不得不抛弃大部分校产，将人员迁往长沙。元气大伤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的南开大学于11月1日组建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始了战时岁月。

12月1日，国立中央大学在重庆的沙坪坝重新开课，他们和长沙临时大学一起，留存了高等教育的星星之火。五日后，南京城破，金陵古城在血与火中化为焦土，西南之地虽然艰苦，师生们终归避开了战火，在战时首都重庆继续他们的事业。

时局恶化的速度超过了师生们的预期。长沙虽处内陆，但日寇锋芒的锐利程度超乎想象，不久后这里就要进行一场大会战。刚刚安定下来的长沙临时大学师生们又要面临旅途劳顿，向云贵高原上的昆明转移。

1938年2月开始，长沙临时大学开始向西南迁徙。民国时期内陆交通困难，部分身体较弱的学生经铁路借道香港、越南入滇，另一些学生沿湘贵公路步行进入昆明，还有二百余人苦中作乐，组织了旅行团穿过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历时68天抵达昆明。

抵达昆明后，长沙临时大学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大家心里都明白，政治解决战争几乎没有可能，北方三校的漂泊要持续很长时间。所以，“临时”二字已经不合适，必须要放弃幻想做好克服长期困难的准备。

西南联大汇聚了众多名家学者，历史系任教的陈寅恪、钱穆，哲学系的冯友兰、汤用彤，中文系的闻一多、朱自清，外语系的梁实秋、钱钟书，经济学系的陈岱孙、李卓敏，到社会学系的费孝通、潘光旦，无不是名噪一时的大学者。梁思成亲自设计了校舍，并和林徽因一起在此任教。

联大只存在了短短八年，这八年间西南山脉中的简陋校舍汇集了全国最优秀的一批教师和学生，绽放出了难以想象的光彩。烈火出真金，西南联大的学生中，涌现了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汪曾祺、穆旦等大才，前两位获得了诺贝尔奖，邓稼先领导了中国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工作，后两位则是文学大家。

教会学校在抗战中处境相对好一些。八一三事变后，圣约翰大学迁往南京路的上海租界，还吸收了一些上海本地学校，为他们提供了庇护。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卜舫济校长回到美国度过晚年，避开了日军进入租界的动乱。几年间，学校相对平稳的度过了战火纷飞的岁月。

抗战后，虽然国统区“盼中央,忘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但各大学终于熬过了艰难的岁月。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最后一届学生毕业，7月底宣布解散，北大、清华和南开回迁，师范学院留守，改名昆明师范学院。年底，国立中央大学东还，回迁到南京。同年十月，82岁高龄的卜舫济也回到中国，接受了圣约翰大学名誉校长的职务。

安定是暂时的，在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历史上，从来不存在什么象牙塔。中央大学刚刚完成回迁，内战就打响了，这场颠覆了中国政治的战争结束之后，高校格局也将面临狂风骤雨般的洗牌。

院系调整：苏式改革的悲歌

 

不初心，方得始终，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华严经

新中国成立以后，百业待兴、百废待举。上位者认为，人才教育需要“中国化”发展，一场根本性的变革迫在眉睫，需要通过院系调整重新定位高等教育系统。高等文化教育在弥漫的硝烟中壮大，又在乱世战火后涅槃重生。

1948年底，东野百万大军携解放东北之余威入关，华北的傅作义集团只坚持了两个月就彻底覆灭。北平和平解放，军管会派出代表正式接管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上海解放前夕，高等教育处成立。随着全国解放，各地的高校也被先后接管。

这些学校应该如何办下去，对当时的政府来说是个不小的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与西方的对抗走上了明面，而与苏联合作日紧。这样的形势下，承自欧美的教育体系将要面临不可避免的改革。

建国之初，工业产值只占全国经济的8%左右，急需人才发展工业。与此同时，工科学院规模小，办学经验极度缺乏。内忧外患之际，国家决定聘请苏联专家们来传播大学改革的经验，“向苏联学习”成为50年代著名院系调整的主方向。

苏联总顾问阿尔辛杰夫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规划者，他认为，“旧教育”的注意力都集中去研究所谓的社会学了，这对帝国主义本身的发展相当有利，但是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反对、打压中国工业化发展，从不主导培养中国的技术人员，而旧中国工业发展水平落后很大程度体现在工程技术人员缺乏上。

苏联专家带上自己的模式和套路出发了，甚至来之前就已经把经验和团队打包好了，行业分为工学、理学、农学、医学等，工学下面还有机械、电子、冶金，中国方面只能通过调整自己的院系对接这套框架。

院系调整中，学校、学科、教师、学生在政治力量推动的洪流中是如此的无助，只能随波逐流，在身上刻下时代的烙印。

首当其冲的是国立中央大学，南京不会再是中国首都，所以新中国成立前，这所大学就改名为南京大学。南大长期处于国民党核心地区，甚至黄埔蒋校长也兼任过中央大学校长，简直是国民党落后教育的象征。这座当时亚洲第一的大学，难逃在院系调整中被拆分的命运。

虽然现在的南大依然稳居前十，但比起当年的中央大学，仍是小流之于江海，学校命运在时代变革面前的渺小可见一斑。

南京大学的工学院分支出去成立了南京工学院，也就是后来的东南大学，哲学系并入北大，经济系并入复旦。中央大学的农学、体育、师范、政治、法律等院系也从母体剥离，建立了一批地方院校，如河海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学院等，甚至包括知名华东政法大学。

南京大学保留了文理学院，吸收了金陵学院的文理学院。南大在南京四牌楼的校本部被分配给了南京工学院，自己则搬迁到了金陵大学在鼓楼的校园。至此，国立中央大学的印记，已经在新中国消失，还留下了南大和东南大学间谁是中央大学正统继承者的争执。

除了被肢解的中央大学，院系调整的另一个受害者是教会学校。西方欧美教育文化被否定以后，教会大学的存在显得有些扎眼。被称为“东方哈佛”的圣约翰大学，也就难逃解散的命运。

圣约翰大学的新闻系、外文系和部分中文系并入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和建筑工程系并入同济大学，机械工程系并入交通大学，经济系并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现在的上财）。此外，政治系、理学院、教育系也被长三角的其他高校合并。

圣约翰大学在1952年撤销停办，独特的西方教学风格、全英语授课模式和宗教课外活动重归于零，建校73年的圣约翰连同它“光与真理”的校训一起归于历史的尘埃中。

吸收了圣约翰大学院系的学校，大多是前排的名校，而这些院系无一例外是它们的王牌，中央大学并入复旦和北大的经济和哲学，排名同样十分靠前，这两所学校当时之盛可见一斑。只是风云突变，世事难断，中国曾经最强大的两所大学，在院系调整中，难逃一所衰落一所消亡的命运。

天平的左右总是互相制衡，有倾倒的一方，便有崛起的一方。京津之地是中国新的政治中心，这里的学校在院系调整中崛起。

北京大学虽历史悠久，是首都的公立大学，但是名气和资源远不如当时的清华和燕学。一批如雷贯耳的大学者，譬如梁启超、赵元任、王国维、陈寅恪，都是清华当时的在任导师，清华是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大学。在院系调整中，这一身份将改变。

燕京大学作为当时北京资金最雄厚、名气最大的教会学校，今天北大校园里能看到的所有古色古香的建筑都传承于它。但是，司徒雷登曾从长期担任燕京大学校长，而曾任美国大使的他被视作美国对华政策的象征，燕大的拆分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根据院系调整的规划，清华的文法理学科和物理系全部归入北大，大师被调离了六分之五，由综合性大学变成了工科学校。现在，大家都知道清华是工科院校而北大是综合性大学，但当初其实刚好相反，只能感叹世事无常。

教会学校燕京大学关闭，当时中国最好的校园燕园也归于北大。北大的工学院剥离到清华，但是来自北大、清华、燕大三校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著名学者云集北大，奠定了北京大学文理两科在中国长期的领先地位。

与此同时，苏式的“专才教育”减少了工科学生接触人文知识的机会，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被毫不留情地停止、取消，一大批社会学学者被迫转行，甚至去做普通的图书馆资料员。

南京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去了地理系搞经济地理，曾任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柯象峰到外文系当了普通老师。如祖庆年先生所言，“哲学系竟失去了存在的余地”。院系调整从结果上看，是教育制度、教学课程全面借鉴苏联教育模式的改革。

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曾站出来反对苏联的全盘灌输式教育，认为这样培养出的学生毫无自主判断能力，在学校学的是道听途说、鹦鹉学舌的本领，出了学校也只会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但是，他也无法对抗历史的洪流，失去了社科后，潘光旦调入中央民族学院，转行研究少数民族历史。

院系调整之后，西迁的重任又落在了交通大学身上。为了加强内地高校建设，交大整体迁往西安，电讯工程系迁往成都，而部分不愿意离开上海的师生可以选择留守。教授最多、实力最强的工科院校交通大学就此分裂成三部分，也就是日后的西安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

虽然交大的主体部分都迁移到了西部，西安交大也经历了一段辉煌时期，但时至今日，上海交大已经将西安交大和电子科技大学远远的甩在了后面。行政命令能够让西交取得一时优势，但在时代的力量面前，这种优势不堪一击。

正如晏子春秋中所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在漫长的岁月里，“苏式味道”院系调整和行政指令式的大学迁徙所结出的果，让共和国品尝先甜后苦的独特滋味。

现在与未来

 

北京、上海发达的经济、丰富的资源和便利的生活，可以吸引最好的学者，凭借独特地位可以拿到更多资源，高等教育的发展自然好于其他地区。改革开放后，经过四十年的变迁，中国排名靠前的大学几乎全部分布在京津、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排名前四的“北清复交”都在北京上海。短期政治，长期经济，高等教育的格局，就是社会格局的缩影。

如今，新贵一线城市深圳也紧锣密鼓的开始了高等教育的建设。从1983年创办、被邓公赋予“窗口大学、特区大学的历史使命”的深圳大学，到创新型的南方科技大学，还有清华、北大、哈工大的深圳研究生院，依托深圳优秀的企业和科研资源，这里的高校方兴未艾，快速拉近与衰落的老牌城市的距离。

未来的高校格局谁也无法预料，但学子们的选择必须现在做出，人生无处不是选择与机遇，这就是现实的美丽与残酷。但是，可以预见的是，个人和大学的命运，必将和所在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捆绑在一起。时代的大潮将给做出不同选择的每个人，送上不一样的机会。

文章来源于投研双杰 ，作者双杰